這幾天，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悄然舉行。

這是自1962年以來，第五次全國性的城市工作會議。上一次是2015年，那年拉開了大規模棚改的序幕，造就了后來幾年的樓市繁榮。再往前一次，是1978年，改革開放剛開始。

會議名稱不張揚，新聞通稿也克制得近乎寡言，但政策層面的一句話，足以讓許多城市管理者警醒：城鎮化進入穩定發展期，城市發展轉向存量提質。

注意，用了“轉向”一詞。

它意味著，那個靠攤大餅、拼地皮、玩債務循環的時代，走到頭了。

2024年全國地方債余額已超40萬億元，部分城市土地出讓收入同比下降30%以上。攤子鋪得越大，財政壓力越重，城市必須從“增量擴張”轉向“存量提質”。

2024年，中國城鎮化率達67%，接近發達國家水平（美國80%、日本90%）。這意味著，城鎮化紅利期已過，城市不再只追求人口增長，而是要留住人、提升吸引力?？罩玫臉潜P、虧空的財政、流失的年輕人，成為許多城市的新難題。

所以這次會議的重點，不是再造高增長，而是處理增長之后的麻煩。

比如，一個城市已經擴得足夠大，該修的路修了，該圈的地圈了，問題是這些地方還活著嗎？還能活著嗎？產業有沒有跟上，年輕人是不是留下了，負債是不是壓垮了市財政？很多城市表面看光鮮，背地里財政早就吃緊，地賣不動、房賣不掉、地鐵虧成窟窿。

于是，“城市更新”是本次會議的關鍵詞，但不同于2015年棚改的“大拆大建”。如今，城市更新強調“實用”：城中村能改則改，危舊房能修則修。例如，上海通過保留歷史建筑、改造老舊小區提升居住質量；深圳將舊廠房轉為文創園區。核心是盤活存量，避免盲目擴張。

這個新共識，其實透露出兩個重要信號。

首先，城市分化加劇。大城市需提升承載力，吸引人口和產業。例如，北上廣深及強省會城市將獲更多政策支持，放寬人口限制、優化資源配置。而人口流失的收縮型縣城需正視現實，國家明確提出“穩妥調減收縮型城市市轄區”，如東北部分縣市已試點合并行政區劃，縮減基建規模，聚焦基本公共服務。

其次，城市競爭從“單城作戰”轉向“組團出擊”。會議強調城市群、都市圈，意在推動區域協同發展。長三角的上海、南京、蘇州、杭州通過高鐵互聯、產業互補形成生態圈；粵港澳大灣區整合港口、科技資源；京津冀則優化交通與環保協作。相比之下，單一“強省會”模式效率較低，可能在競爭中落伍。

財政壓力是轉型的硬約束。過去，城市靠賣地、舉債支撐開發，但2024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同比下降近20%，部分三四線城市地塊頻頻流拍。財政吃緊導致公交線路縮減、教師工資延發，開發區轉型困難。未來，城市需依靠科技、產業和資本驅動，例如杭州的數字經濟、深圳的半導體產業，而非傳統的“賣地-借債-造房”模式。

現在再去講什么大開發、大建設，已經沒人信了。

未來，城市如果還想活得好，必須靠科技、產業、資本，而不是靠拍地、借債、造房這“三板斧”。

換句話說，這輪城市轉型，比拼的是誰更有腦子。

對普通人而言，城鎮化紅利不再普惠。過去，進城意味著機會，買房意味著財富增長。但如今，大城市繼續吸納人才，小城市則面臨資源流失。房價雖不再跌跌不休，但成交低迷；公交線路減少，優質學校、醫院集中在都市圈。進入大城市也更難，戶籍、房租、就業競爭形成隱形門檻。

未來，選擇城市至關重要。年輕人應優先考慮都市圈核心城市（如長三角、珠三角），關注產業和公共服務質量；留在小城市的家庭需評估教育、醫療資源，避免資源收縮帶來的不便。

城市競爭也進入內卷時代。有的城市拼AI、半導體，吸引高端人才；有的城市還在發紅頭文件促生育、推樓市。選擇哪座城市、哪個都市圈，可能決定你的工作、教育和養老質量。認清這些變化，理性規劃未來，才能在城鎮化分化的浪潮中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。

這些都是在悄無聲息發生的結構性轉變，如果你不看清這些變化，還在幻想回小城養生，或進大城市撈金，可能都會高估了時代對個體的善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