得知隊友的死訊，丁碩徵感到疲憊而沉重：目前為止，他們保障了隊員零感染，卻沒能防住他們倒在一線。

4月12日，他的隊友，54歲的曹進勝在執行任務時突然倒地，搶救后不治身故。

丁碩徵是厚天應急救援總隊的副總隊長，他所在的組織是上海唯一的民營市級社會化應急救援隊伍，承擔了一些應急任務。從3月11日起，丁碩徵就帶著隊員在地鐵站、超市、公司、小區等做消殺。

消殺需求很大，丁碩徵說，3月28日，浦東封控時他們的任務量已經接近高峰，一直持續到現在，有增無減。熱線每天要接四五十個來電，有業主說想團“消殺”，但哪怕是有陽性病例的小區，排隊也要等上兩三天。

丁碩徵有時會感到挫敗，這個小區明明剛消殺過，為什么又出現病例了?？床灰姷牟《荆鼡寱r間。

消殺的藥箱灌滿消毒水，有三四十斤，相當于部隊里單兵裝備的重量。消殺隊員要背著它，彎腰作鞠躬狀，作業全程。防護服和N95口罩不透氣，整個人很快就會濕透，丁碩徵說，消殺結束，他們脫下防護服的第一件事就是，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鮮空氣。

【以下為丁碩徵的自述】

在老小區做消殺

3月11號，我們總隊要求上海地區的各支隊伍進入應急備勤狀態，做好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準備。那時候開始，各個救援隊伍的力量基本都撲在疫情防控上面，包括做消殺、應急保障、應急處置、應急轉運等、陸上應急保障、水上應急保障等。

像我的話，從3月11號到現在，一天都沒有休息過?；旧显缟掀甙它c鐘到任務地點集合，在地鐵站、超市、公司、小區等做消殺，一直持續到晚上，中間還會接到一些群眾的求助電話，調度各個隊伍的工作任務，一刻不停地收發消息。

3月24號，我所在的小區有陽性病例，小區封控管理，我就沒有回家。直到4月3號，有幾天時間，我都睡在自己車里，因為車上不能躺平，基本上睡兩三個小時就醒了。

后來，我在同事家借住了幾天，有了洗澡的條件，但住在別人家里肯定不方便，晚上睡在沙發上面，也休息不好。前幾天，上海進一步規范了通行證，拿著通行證可以回社區，4月12號，我就趕緊回家了。

目前，厚天應急救援隊在上海的人員大概有三百人，由行政人員接聽求助電話，把情況記錄下來。我們總隊再根據現有的力量，進行任務的協調和指派。

幾天前，接聽熱線的同事告訴我，每天大概接到40-50個電話，他們會篩選出真正需要幫助的對象，派就近的隊伍去做消殺。像一些地方的需求如果不是那么緊急，可能會往后排，等待兩三天左右。

我印象比較深的是，3月27號，黃浦區某街道發來的一個求援函。那是一個老小區，居民以老年人為主，小區里出現了幾十個病例，可能由于“120”調配不過來，部分陽性患者還在小區沒有被接走。

當天下午，我帶隊去那個小區做的消殺。居民看到我們專業消殺隊伍來了以后，就像看到了救兵一樣，非常配合，非常熱情。

厚天救援隊在社區消殺。文中配圖均為受訪者提供。小區總共有五排樓，一排有三四棟樓。老小區租房比較便宜，有不少是合租的。陽性患者比較多，我們專業人員心里也緊張。手套平時只戴了一層，當時戴了兩層，鞋套、手套戴好后，我們把袖子、褲子全部包進去，還要拿透明膠再纏起來。

消殺的時候，我發現這個小區的快遞、外賣太多了。因為老年人特別怕家里沒有菜，一直找別人代買煙、代買菜，另外，沒有被感染的居民頻繁下樓買一些非必要的物品，帶來了安全隱患。

小區里幾棟有陽性病例的樓被封了，樓棟下面都拉了警戒線，有穿著防護服的志愿者把守，但其他樓棟的居民還可以下樓在小區里活動。甚至被封了的樓棟，還有居民打開窗戶說話，一說話飛沫就出來了。

但除了完成消殺任務，我們也幫不上什么忙。因為他們沒有相應的消殺設備。目前，所有的消殺工作都是由第三方在做——在上海，消殺工作是本輪疫情中才起來的，在此之前，從業人數也不多。

現在能承擔消殺任務的，第一是各個應急救援隊；第二，很多保潔公司有消毒液、噴壺等消殺設備。

“持續到現在，消殺需求有增無減”

3月28號浦東封控的時候，我們的任務量已經接近高峰了，一直持續到現在，消殺需求有增無減。

很多是業主自發打來的，像團購蔬菜、魚肉一樣，他們想團個消殺。小區業主說，居委會只有幾個人，管理幾千個人的社區，是管不過來的，他們要“自救”。

打電話過來的社區有陽性病例的，緊要程度是一樣的，按照先后順序，通常要三天才能排上時間。所以我們現在進一步規范了消殺條件，要求陽性病例拉走了才能去消殺。如果陽性病例沒拉走就消殺，等病例拉走了，還要再去一次。

消殺過程中，會有居民求助，希望給自己家門口單獨消殺一下，或給他的車子消殺一下，也有人希望消殺隊幫忙在外面帶點東西進來。能夠幫到他們的，都會盡量去幫。

最近上海疫情嚴重，大家基本上都戴著口罩。（但是）在小區里面，我們也看到一些不規范的動作，比如說排隊做核酸檢測，有的人像玩一樣，一邊排隊一邊接電話，話講多了，他就把口罩拿下來了。

我們現在的工作更偏重社區的消殺，特別是一些老年社區。一些條件好的社區，有渠道和資源自己解決困難。

像房齡三四十年的老舊小區，不少老人買不了菜，也不會用手機團購，微信支付。有些老人的口罩都戴破了，起球了，他們也舍不得更換。

3月底做消殺的時候，我遇到一位老人，他的牙掉了，說的本地話也聽不懂，他耳朵又聾，交流很困難。我聽懂了零星幾個詞，（大意）就是他家里沒有吃的了，他也沒辦法跟別人交流。我能做的就是耐心聽他講話，把我聽懂的反饋給居委會，看到他口罩都沒有了，我給他一包口罩。

據我觀察，小區居民永遠在“缺東西”的路上。比如說居家隔離一兩天，喝點稀飯，吃點菜，忍一忍沒關系。但居家隔離一個月，單靠發放的物資很難解決全部的生活需求，包括衛生紙、尿不濕、奶粉、牛羊肉這些需求都出來了。還有一些非必要的需求也需要釋放，想喝奶茶，點炸雞，退而求其次，買點雞米花和薯條，自己用空氣炸鍋搞一下。

“最大的困難是克服疲勞”

消殺的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就是克服疲勞。

4月12日下午2時，上海厚天衛生防疫救援隊隊員曹進勝在執行任務時突然倒地不起，叫了“120”也沒救過來。他當時在執行消殺和防疫物資搬運任務。

我當時沒在現場。根據公司的資料，他是1968年出生的，福建南平政和縣人。2006年以前，他都在老家做運輸服務，2007年來到上海，開過超市，做過飲用水配送員。

2019年他加入的救援隊，在隊友印象里，他是個簡簡單單、本本分分的人，性格比較內向，家里有兩個兒子已經成年了。平時妻子在家看孫子，他在外面抗疫，家人也都比較支持他。

14號早上，我接到他們衛生防疫救援隊隊長的電話，問我隊里面怎么處理，我們經過一天的商議，決定通過公眾號發布曹進勝同志的訃告。由于疫情，追悼會也一切從簡，已經火化了。

目前為止，我們保障了所有的隊員零感染，但是沒有防住隊員倒在一線，這是很難受的一件事情。

實際上，做消殺工作有很多困難需要克服。迷霧槍非常重，加上背的藥箱灌滿消毒水，有三四十斤，相當于部隊里面單兵裝備的重量。此外，迷霧槍的體積很大，一些窄小的樓道，沒有電梯，需要穿著防護服，背著迷霧槍爬到六樓。

消殺是不走回頭路的，按照從里到外，從上到下的順序消殺。我們得先到小區最里面，從頂樓開始工作。作業人員消殺的時候，一直彎著腰，保持鞠躬的動作。防護服和N95口罩不透氣，整個人很快就會濕透，口罩里都是哈的氣。

每天一組隊員可以完成兩三個大型社區的消殺，或是四五個小型社區的消殺。長時間穿著防護服，加上體力勞動很容易出汗，皮膚會起紅疹，疼痛瘙癢很難忍耐。

通常一個社區要干兩個小時，不間斷地大家輪流上，一支迷霧槍灌滿藥水能用15分鐘，槍打完了，志愿者把新的藥水也灌好了。相當于人不休息，槍休息。因為一輛車上不太可能帶那么多桶，我們會帶幾桶原液，原液用多少調多少，現場調配藥水。

每次消殺結束，我們脫下防護服的第一件事就是，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鮮空氣。每個人飲用水消耗量都很大，一天要喝好幾瓶礦泉水，都不上廁所，因為都被汗排出來了。

用酒精或免水洗手液洗手，一旦噴上酒精，就會有刺痛的感覺。迷霧槍實在太快了，上面的鐵片一不小心就會劃破手。我們去有陽性病例的小區消殺，通常戴兩層膠皮手套，但還會有手指開口的情況，也存在感染的風險。

很多時候顧不上吃午飯，因為一直會有人在催你。比如說安排下午過去消殺， 街道、居委會或者業主可能12點多就打電話催了。上海封控管理以后，沒有餐飲店開門，我們基本上沒吃過熱乎的飯。依靠隊伍的物資補給，大家要么坐在馬路牙子上吃自熱飯、泡面，要么坐車里吃，但車里也只能坐得下幾個人。

在很累的情況下持續地沖鋒陷陣，我也有過心臟不舒服、頭暈或者瀕臨猝死的感覺。我都記不清什么時候了，因為不止一次有過這種感覺，但都扛下來了。

那些求助電話里的無奈

最近大家都有一點“疲掉了”的感覺。覺得已經干了一個月了，天天在干，但是感覺沒有效果。這個小區我今天明明消殺過了，但是第二天又報陽性了。

病毒無法用肉眼看見，不知道他是怎么感染的。這些都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一些挫敗感。

如果有隊員突然跟我說太累了，心臟不舒服。我都勸他趕緊休息一下，明天不要出來接任務了?，F在，我們會有選擇性地接消殺任務，還要顧及隊員的休息。

消殺過程中，遇到暖心的居民，拿一些物資給我們吃，比如泡面，礦泉水，能夠直接拆包裝吃的食物，我們不要，他們就扔到我們車上。還有的小區，消殺結束后，物業人員、居委會的人員在車隊離開的時候，排成兩列夾道歡送我們。

但也有碰到一些居民的“冷臉”。我們在社區消殺（價格很低）幾乎是免費去做的，但有些老百姓會覺得我們是政府請過來，有付費給我們。對我們指手畫腳，讓我們幫忙搬東西之類。

其實，每天都有一些求助電話是出于無奈打到我們這里的。比如說一些需要血透的、得哮喘的、癌癥需要化療的患者，沒有地方就醫，也會打到我們這里。

4月14號，我接到一個求助電話，他是一個癌癥患者，需要化療。他以前去瑞金醫院，瑞金醫院跟他講停診三個月，也沒辦法幫他聯系轉院。他打給一家醫院說停診了，再打給另一家醫院也停診了，他不知道應該找誰，就希望我們為他提供一些渠道幫助。

我只能通過私人關系，找一些合作過的醫院單位認識的醫務人員幫他問一下。但他們現在都很忙，焦頭爛額的，肯定要優先干自己的工作。我目前還沒幫他找到解決辦法，還在等消息的過程中。

此外，我還接到過小區業主想自己掏錢給居委會、志愿者買防護服的求助。應急救援隊有一定渠道能夠買到防護用品，隊里的倉庫也有應急物資儲備。但基本是不對外賣給小區的。只能是去他們小區消殺的時候，車上有多余的，送給他們幾件。

還有一個小區，居委會工作人員都是陽性，被封控在家里。委托了一個居民跟我們對接小區消殺工作，現在他們小區居委會負責的對接工作，都是他一個在搞。

隊伍在消殺的時候，我有時候會站在旁邊，觀察這些居委的人到底有多忙。有的人專門負責接電話，一個接著一個，一刻不停。還有人在小區里維持秩序，用喇叭喊，讓居民待在家里，現在小區要消殺。但還是會有個別居民在小區里溜達，居委只能一個一個地去勸返。有時候覺得，就算我自己去做這個事情，也是沒有辦法。

“像一滴水滴進入大海”

我出生在軍人家庭，去年大學畢業后加入的厚天應急救援隊。

我們有一套類似軍銜的銜級體系，來管理隊伍。因為救援這個事情跟打仗是一樣的，有黃金72個小時，黃金24小時，爭分奪秒。在救援現場，必須要服從統一指揮，統一調度。

此次上海疫情的消殺工作，和去年我們在河南洪澇災害的救援現場不同，最主要的是鋪足夠的人力，持續地、反復地做。很多居民問我說，是不是消殺以后就可以了？我說不是的，只要人員是流動的，一直需要消殺。

我們有一個專門負責消殺的部門是衛生防疫救援隊，也是犧牲同志曹進勝所在的隊伍。這個團隊日常有四五十人，但遠遠滿足不了現階段的需求。

現在，我們每天早上在任務地點集合，晚上任務結束后，大家將任務車輛分散開回家，盡可能避免集中被封在了一個地方。第二天開車回家的隊員，再接上其他幾個人出任務，因為通行證是跟車走的，一輛車一張證。

有了通行證后，隊員只要向居委會解釋是市里的防疫人員，都可以進出小區。但是有些隊員回去以后，可能受到了一些鄰居的白眼。有些鄰居直接在群里說，你老出出進進的，影響大家的安全，你要么就不要回來。大家都希望快一點解封，但聽了這話多少有點寒心，我們在外面也是在為社會做貢獻。

4月12號，在我回家之前，家里已經一個月沒人住了。我父母都是政府工作人員，在抗疫前線已經一兩個月沒回家了。

我們把救援隊所有的力量、資源都鋪在消殺工作上，但感覺像一滴水滴入大海，力量很渺小。消殺需求量還在增長，只能說盡力去做這個事情。

隊員們累了，互相之間也會開玩笑。調侃說：“你去吧，你穿防護服，背槍進去，我休息一下。”但一旦碰到有陽性的樓棟，大家都說：“算了，我來吧。”正常情況下，需要兩三個人輪流上一棟樓消殺，總會有隊員站出來，要求一個人負責有陽性的樓棟消殺，一支槍噴完了，再下來換一支槍上去。